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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侯仕军: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怎样的

强有力的社会环境政策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诱导手段。有学者就建议政府可采取命令-控制、市场手段、劝诫等政策工具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导向的组织学习。

  企业可持续发展似乎总是面临“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困境。为摆脱这种困境,亟须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协同发挥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思想力、领导力和执行力以营造真正重视可持续性的治理环境。工业化、城市化催生的陌生人主导的社群/社区/市场尤其急需更加可靠、公正、健康、高效、新颖的商业秩序,这样才能为个体的自由选择及其创新广度和深度的发挥创造接地气的条件。眼下各国“美德市场”的培育还严重滞后,为促进企业普遍、系统地采取可持续发展行为,还需要超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视角,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自主(而非寄望于《三体》所称的外星文明力量的拯救)强化综合治理机制建设。这种建设就是要注重政府、社会和企业三方协同互动,营造荡涤企业不轨(corporate misconduct)和CSR违规(CSR violations),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的风清气正的制度/秩序环境,最大程度地激发企业“善念”、“善行”和压制企业“恶念”、“劣行”,促进、保护和规制企业将可持续性融入研发、采购、生产、分销和服务全产业链之中,在产品服务质量、职业安全和健康、节能集约减排、社区共同发展进步等领域同步维持/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合法性。

  这套综合治理机制涉及政府、社会和市场(企业)三方基于命运共同体中共享的基础性价值观承担“共同而有区别/差异化/专业化的责任”的伙伴化主体,包括外部规制(实际上是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和内部治理(实际上是来自市场的力量)两个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需要明确边界、各司其职、坚守敬畏、协同保障、维持秩序、实现善治,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企业家精神涵养和爆发提供最为有效的促进、保护和规制环境(包括构建和不断完善一套行为主体明确、可持续性导向的行为标准体系),从而在域内环境“治/乱”(是否稳定/有序,有赖于规制)与经济(尤其是企业)“兴/衰”(是否增长/发展,有赖于活力的保护和促进)之间建构起紧密的建设性关联,实现“增强活力”与“强化规制”之间的有机结合。中国市场地域辽阔、环境多样、压力多元、复杂且立体、文化传统特殊、大国优势显著,更是为本土力量超越“学徒”心态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和政策实践提供天然的“实验室”,从而正培育着解决几乎全球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种子”。正如国务院2015年4月16日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称,中国对水环境治理就将采用“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模式。

政府的角色定位

  政府部门(尤其是现管部门/操作部门)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立足本土特色、对接国际视野(甚至要加强国际/全球范围内与各国及联合国全球契约等的交流和合作),超越通过罚款、关停、整顿等措施对社会责任事故企业进行的周期性干预,正本清源、常态化地(而非运动式地)强化(甚至逐渐仅仅)作为严守专业、负责、公正理念的市场规制(必要干预)者而非市场经济活动直接参与者(全能型政府)的定位及功能,小心而扎实地呵护公权力的公信力、力避“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政府要为超越执政党的范围开放性地选贤任能、改进官员任期、端正政绩观念、明晰政商距离、阻断政商合谋、净化政商关系以及改革教育体系(以培养知识/能力/人格协调发展的生产/消费者)建章立制(包括查补既有制度漏洞),基于轻盈稳健的财务结构、透明包容、公开公平的运作机制,以优质公共服务者的角色和姿态(有限、廉洁的“阳光”政府)及时按照合适的标准(因为零事故率、零工伤率、零排放等过高的标准容易诱致弄虚作假或得不偿失)夯实社会保障(“托底”所需)和建设(包容型而非威权型)公平竞争体制(“摸高”所需),而且对企业和市场的规制还需从过于偏重事前准入和经济技术型规制转向兼顾社会性规制塑造能促进企业责任竞争的市场机制,不断反省经济政策和规制措施的环境、社会后果,整合性地(而非各部门分散地)回应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治理政策方面的最新诉求,引导整个国家普遍形成兼具经济财富、精神财富、生态财富的新财富观、确保合适水平的包容性的公共福利水准。

  强有力的社会环境政策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包括降低污染排放)的重要诱导手段。有学者就建议政府可采取命令-控制(例如罚款、关闭、整顿等惩罚手段)、市场手段(例如补贴、税前列支、加速折旧等)、劝诫等政策工具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导向的组织学习。例如,根据美国商务部长佩尼·普里兹克2015年4月14日在微软中国中心的演讲所称,美国1970年通过《清洁空气法案》40年来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72%,而GDP却增长219%。巴黎政府限制大型超市入驻市中心以保护小经营者从事的传统商业形态,新加坡的小贩中心为底层群体提供创业平台,这都为经济的特色化、人情化和包容化发展创造了体制性的条件。中国将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严格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准入门槛,并逐步实施既有升级、也有退出的“动态管理”,对土地等资源利用效率低、环保不达标、发展长期滞后的国家级经开区,予以警告、通报、限期整改、退出等处罚。按照上海海关在自贸区推行的海关AEO(经认证的经营者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互认制度,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在国际间货物往来方面能享有某些通关便利措施。环境治理方面,中国全面倡导从“谁污染谁治理”转向“谁污染谁埋单”,以及将可持续性标准融入评级、企业信息披露,这可能更能促进企业将环境影响嵌入商业决策之中。不过,相较于对企业不可持续行为的单纯性惩罚,对企业可持续行为提供引导、支持及激励可能更为必要且有效。不过,在针对“三高一低”企业的关停并转调整提供补贴的过程中,不能无视这些企业已经对所在经济、社会、环境造成过伤害的事实,否则将对社会公正和整体福利造成二次伤害。

  另外,在资讯和智慧“去中心”的背景下,一些旨在打造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地区更是要形成协同战线、采取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地吸收来自不同利益诉求者(尤其是民间草根力量)参与政策创业(policy entrepreneurs)的声音,在政策机制创新上发挥民意聚集和引领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好更多的雇员、供应商、基础设施及来自同行/跨行竞争者的洞见和信息,促进企业更快抓取市场、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机会(局限/挑战)获取可持续的责任竞争优势。例如,欧盟委员会2010年11月就启动一次网上公众磋商活动并开展后续的多利益攸关方研讨会,面向工商业、投资基金、工会、人权组织、政府、媒体和消费者组织的代表收集对于企业披露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的意见和建议。在中国,也亟须统筹中央政府/部门顶层理念/政策阐释、地方政府/部门中层切实有效的举措/执行鼓励/支持、企业微观层面的运作三方积极性、创造性将每一个来自一线、与企业相关、重大典型质量、安全、健康、环境事故(事件)的发生、应对、反思作为设计/改进保障经济社会环境进步制度(其中典型的地区性制度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层面)、相关企业可持续性实践和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文明的战略性契机。

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

  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非政府组织、媒体等)需要在这套综合治理机制中立足本土实情、吸纳国际理念并定位好自身行业自治的治理角色。社会组织除了要适应服务型、现代化、小型化政府转型发展以及大社会管理格局塑造的形势,强化自身定位本源性、地位独立性、组织高效性、服务专业性建设,发挥好兴贸促商、维护成员利益、引导企业海内外社会责任活动、居间沟通政策诉求、促进良性公共政策制定、传播责任竞争经验等作用,还需将对成员企业(商业活动)的监督从过于偏重经济技术性监督转向兼顾甚至强化社会性监督,建立、健全和维护本行业专业和道德约束规范和标准,成为协同政府和企业增强责任生产、责任消费市场规模及其可持续性、匡扶商业正道正义、净化商业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而非帮助成员操纵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工具),助推(或维持)所在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

  社会组织尤其需要在合适时机采取合适手段给那些有新技术、有能力解决相应社会环境问题的海内外成员企业提供政策、信息、人才、融资(责任投资基金等)、舆论等方面的支持及咨询性的服务和帮助。例如,在一些社会组织专业而可信的帮助下,欧洲大型零售商及其在华分支机构针对临近过期食品公益化使用的“食品银行”项目得以成行。在北京,每周举办“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某非营利组织组织者会对商贩先进行感性考察(即参与者为什么要种植贩卖有机食品),筛选后进行理性考察(到生产基地参观考察跟踪)、保证产品质量。2010年以来,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会同市质量协会、市企业联合会等先后举办“浦江经济论坛暨上海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海企业社会责任推进会”、“上海企业社会责任交流会”、“中荷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等活动,组织翻译英文原版《IS026000社会责任指南》,编写《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问答55题》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制形成上海市经团联《企业社会责任指南》,同时还开展相关培训、先后举办五期企业“社会责任培训班”,对500名企业管理者提供专家培训、辅导和咨询。社会组织还可会集企业家、社会人士、政府人员等对成员企业责任竞争的各种看法和观点,揭示事实真相、引导社会舆论、帮助企业做好社会定位。2013年6月,美国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CSA集团及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发布首个《家用洗衣机可持续性标准》,该标准覆盖家用洗衣机整个生命周期中影响环境的六个关键领域:材料、制造和操作、使用过程中能源和水的消耗、产品生命周期完结、耗材、创新,旨在为制造商、政府部门、零售商及其他相关方识别带有环保设计的产品提供一套客观和可操作的衡量工具。2015年5月,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京正式发布“蔚蓝地图”APP,该APP汇总中国38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河流水质、污染源及9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情况,手机用户下载之后就可查询、监控并参与空气和水污染治理。2015年8月4日,港九药房总商会成立40年来首次终止香港声望药房会籍,因为该药房曾以比市价贵约100倍的价格向内地游客出售药油。

企业的角色定位

  对于那些愿意且有能力在国内甚至全球市场上更有担当的企业而言,要认识到“对社会有利最终也有利于企业”,善于将制度性压力转化为战略性利益,更多从机遇而非约束意义上看待上述外部规制、监督力量,实行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合规管理和竞争转型。即,企业要主动自律地转向法理导向、承载双重诉求(合法性和效率性)、内嵌社会约束、超越委托代理型治理文化、塑造各方协同治理结构、助力企业竞争转型从而从回应可持续发展诉求中获得不竭的活力源泉。

  企业尤其要在本土甚至全球体面竞争视角下增强主体性意识(要有内在定力,不全仗外力,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跟风),胸怀国家、民族和苍生大义,唯才德兼备者是用,平衡好“蛙跳”和“龟爬”之间的关系,固本强基、夯实内功、培育工匠精神,从战略的高度系统塑造可持续性理念和CSR文化,平衡好财务性激励、控制与战略性激励、控制之间的比例,充实法治知识和能力、主动把握好政商距离并净化政商关系、做好民间诉求沟通回应(包括与受影响的社区和居民以股权等形式形成真诚的利益共同体)、平衡好上层路线和民间路线之间关系、杜绝商业腐败(权钱交易),摒弃短期导向的资本运作(腾挪/甚至恶意的市值管理)和概念跟风炒作,选准、聚焦合适的目标市场,潜心研究并传播用户责任消费需求痛点、难点信息(追求最为准确时新的市场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和扩散,包括向自己的各层次合作伙伴)、自主/联合开发可持续的技术/产品/模式(更多创造性破坏,而非依赖廉价资源/要素汲取或静待外部转移和效率型改进)、夯实信息技术和要素筹供支撑系统、高效运营营造“处处惊喜”而非“处处设防/陷阱”的消费体验、提升综合竞争力,尤其是要在所在国/地区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智能化、绿色化、和谐化、高附加值化转型发展进程中积极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

  在这些方面,企业首先要成为最新、最先进可持续治理、经营、管理、发展理念、模式甚至标准的真实/真诚使用者,其次要努力成为这些理念、模式甚至标准的真实/真诚创造者。为此,企业要思言行协调一致地转变竞争范式、具备竞争实力、落实人文情怀、共创公共利益,从而在利益攸关者(尤其是关键的要素提供方和目标顾客)心目中形成和维持从惊喜(WOW)到口碑(WOM)的正向循环,增强企业/产品品牌的不可抗拒指数(IQ-Irresistibility Quotient):在成本竞争方面从底限竞争转向高附加值竞争、在技术竞争方面从复制模仿转向自主原创、在营销竞争方面从知名度导向的传统营销转向美誉度导向的关系营销(Relationship Marketing)和善因营销。企业一方面通过经济性竞争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水平,另一方面还通过体面的责任竞争(坚守诚信、责任,积极真诚/真实地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保守承诺)获得国内外市场的尊重并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在自身身正影丽的基础上,企业还可联合同行/跨行商业伙伴倡导、扩散和优化可持续发展和责任竞争标准,为促进所在地区、行业甚至国家综合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做出贡献。

综合治理机制展望

  面向未来,在企业日益智能化、社会化、网络化、集群化发展趋势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还要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等技术支撑下的在线审批、在线监测(事中事后监管)、大数据运营等手段关注价值链(网/星系)——责任链(网/星系)中企业社会失范(social anomie)的动态交叉识别、监测与规制,注重提高善恶甄别概率、增强奖惩及时性和奖惩匹配力度三方面工作的跨时空整合,实现企业(行业)全价值链(网)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未来各国很有必要且可能为此在公共部门(政府、社会组织及其内部部门之间)、私营部门(及其内部主体之间)之间建立适应责任竞争促进、保护和规制所需的全新的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将在农产品、食品、药品等重点商品流通领域建立来源可追、去向可查、责任可究的全程追溯体系并开展综合执法改革试点、提升监管效能。中国国家工商总局2015年1月与浪潮、百度、阿里、京东、腾讯等8家数据公司确立合作目标,并开始试点运用大数据加强市场监管。 阿里巴巴集团也表示,将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能力方面的优势,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提供有关信息,联手政府和社会各界打击假冒产品、共推电子商务产业健康发展、共建产品质量社会共治格局。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这种综合治理机制实质上还是一种怀疑式(惩罚性)规制问责机制(自外而内的约束,重在“诊断和治病”)。中国企业的崛起及其可持续竞争力发展仅靠经济和技术实力还很不够,还需要积极回应各种社会性规制保持(回归)或培养形成一种“内圣外王”的气度及这种气度影响下的责任竞争力。但是,在从政府、社会组织到企业的各个层次中,因为受到关键决策人(团队)任期制的影响(追求个体/集团短期和当前利益最大化),建成这种志在长远、全局可持续(公正)发展的综合治理机制更需要更加开明和智慧的各级当局管理者。内部人控制视角下的“管理者捕获”与这里所提的开明和智慧就格格不入。管理者捕获意味着即使利益攸关者明确企业必须兼顾实现社会和环境绩效,经理人员也可能不愿意牺牲利润以迎合公众利益。管理者宁愿眼下仅仅进行社会责任方面肤浅的公关活动,也不愿努力根本性地反思和重塑内部管理,因为任期制下这种反思和重塑通常更加难以令人接受和应对甚至非常痛苦。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管理者还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优势地位俘获既有规制体制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只有在企业管理者愿意根本性地反思和重塑内部治理/经营/管理的时候,经济社会环境才算达到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从怀疑式规制问责机制转向(或回归)信任式(合作性)规制问责机制(自内而外的约束,重在“促健和保健”)条件将更加成熟。其实,公示报告制度作为典型的信任式规制问责机制正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实现,并被推广到更加广泛的范围。类似地,2015年8月中国还推出“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希望有助于解决检查任性和执法扰民、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

  另外,随着制造/服务企业平台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将来的治理框架还需要从产品化视角到平台化(全天候、全程、全员确保具备透明度的平台)视角(包括政府、市场和民间三方在内)。例如,企业从产品竞争到平台竞争(例如智能手机领域苹果代表的开放创新平台,诺基亚代表的封闭产品创新),政府/社会从产品规制/监督到平台规制/监督,企业从做慈善产品到做慈善平台(吸引利益攸关者参与慈善产品的创造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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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仕军(本校商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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