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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 陈子善:黄裳黄宗江合作的历史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出人意外的作品,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一旦被发掘,会给读者带来莫大的惊喜。这部署名“黄容”实为黄宗江先生与黄裳先生合作的话剧剧本《南国梦》的“出土”,就是又一个有力的例证。

事情还得从今年1月27日说起。那天中午,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麦青兄宴请黄裳先生家人,我应邀作陪。席间安迪兄说起黄裳早年与黄宗江合写过一个历史剧《南国梦》,他1960年代写的“自传”材料中曾经提到,说是以“黄容”的笔名发表在《杂志》里。这席话自然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想起黄裳2004年所作、2006年出书发表的《我的集外文——〈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中,在回忆《古今》时期发表的文字时,也说到了《南国梦》,但说法略有不同:

当时曾与宗江合作,写了一本《南国梦》,是量体裁衣专为演员而作的话剧本。准备工作做了不少,读了大量野史,特别重视有关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故事。剧本写成放在和平村楼上的妆台上,未及演出,终于失落了。但素材仍在,就用此写下了《龙堆杂拾》和《再拾》,着重写了历代王朝的亡国惨痛,说是借古讽今,也没什么不可以。

然而,黄宗江生前数次撰文回忆与黄裳的交往,如《黄裳残笺简注》《黄裳的“基因”》等文,却均未说到与黄裳合作创作《南国梦》,想必相隔时间较久,忘却了。既然黄裳已至少两次提到《南国梦》,那么,这部《南国梦》是否真的存在,是否以后又“失落”了?要回答这些疑问,其实并不难。查阅1940年代上海出版的《杂志》,果然有一部《南国梦》。这部黄裳与黄宗江合作的唯一的话剧剧本虽然“未及演出”,毕竟没有“失落”,在埋没近七十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了。

《南国梦》连载于1944年6月至7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三期至第六期,共四期才连载完。当时文学杂志《杂志》由“杂志社”发行,“编辑者 吴诚之”,实际由中共情报人员袁殊秘密掌控,我在《袁殊与上海沦陷区文学》一文中已作过探讨。

连载的《南国梦》署名“黄容”,如何理解呢?“黄”者,黄宗江之“黄”;“容”者,容鼎昌(黄裳本名容鼎昌)之“容”,“黄容”就是黄宗江与容鼎昌的缩写。《南国梦》既为两人合作的作品,取这样的笔名,自在情理之中。但署这个笔名,到底是黄裳还是黄宗江的主意?已不可考。也就是因为这个陌生的笔名,《南国梦》迟迟未被发现。

《杂志》以发表小说、散文和译文为主,极少发表话剧剧本。遍查1942年8月复刊至1945年8月停刊的《杂志》,发表的剧本仅《玻璃灯》(予且作)和《南国梦》两部。《南国梦》开始连载时,《杂志》第十三卷第三期的《编辑后记》中说:

黄容先生的《南国梦》于本期起开始刊载。时常有读者写信来,要求刊载剧本,本刊一向抱定宁缺毋滥的宗旨,所以取稿较为郑重,《南国梦》的刊载也许可以满足这一部分读者的希望。

话虽然说得含蓄,但《杂志》编者欣赏《南国梦》,郑重发表的用心,却是不容置疑的。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南国梦》怎么会在《杂志》发表的?黄裳与黄宗江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和好友,珍珠港事变后都在上海。按照黄裳在《我的集外文》中的回忆,当时“和南开旧友黄宗江等混在一起,经常出入于宗江兄妹所居和平村一号的一角小楼和兰心剧院的绿屋(Green Room)之间,熟人有李德伦、于力(石增祚)亦即‘荤斋’等,过着龚定庵所说‘醉梦时多、醒时少’的日子”。这段时间里,黄裳为了筹措奔赴重庆的旅费,曾向《古今》半月刊卖稿,这已为学界所熟知,与黄宗江合作的《南国梦》也应诞生在这一时期。

仍然按照黄裳在《我的集外文》中的回忆,“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离沪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一九四三年初到达重庆。”而两人合作完稿的《南国梦》剧本却“放在和平村楼上的妆台上”,未能带往重庆。直到一年半之后,方才在《杂志》揭载。在此期间,是谁把剧本送交《杂志》编辑部的?唯一可能的人选便是与黄宗江同住“和平村一号”的其妹黄宗英。只有黄宗英才有可能从“妆台上”读到剧本,也只有黄宗英才会把剧本送交《杂志》,因为当时黄宗英自己就是《杂志》的作者,她已先后在1944年的《杂志》上发表了散文《到水边去的足迹》《寄大哥》等作品。更何况,黄裳所说《南国梦》系“量体裁衣专为演员而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他致黄宗江信中所说的“小妹”黄宗英而作吧?“演员”当指黄宗英,《南国梦》如能上演,已在演艺上崭露头角的黄宗英该是剧中大周后或小周后的不二人选。

五幕十景话剧《南国梦》是历史剧,再现了五代十国历史时期,地处江淮一隅的南唐的亡国之痛。主人公南唐国主李煜是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大词人,他的许多词作绮丽神秀,“不失其赤子之心”,自成其高奇境界,至今仍脍炙人口。《南国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后主与大周后和小周后的爱情,另一条是南唐兵败,后主降宋幽囚。两条线交叉推进,刻画后主从日日莺歌燕舞的风流帝到朝夕以泪洗面的“违命侯”,直至最后悲惨地被宋太宗毒死。沉痛的家国之思贯穿始终,文笔之清丽低婉也有几许后主遗风,全剧哀伤凄凉,催人泪下。时值日本法西斯大举侵华,《南国梦》状写后主国亡身辱的不幸,借古讽今之意,自然也是明显的。

至于黄裳提到的《龙堆杂拾》和《龙堆再拾》两文,尤其是后者,是从大量野史笔记爬梳关于李后主与大周后、小周后等的记载,先后以鲁昔达笔名发表于1942年5月、9月《古今》第三期和第七期,已收入《来燕榭集外文钞》。从时间先后看,两文应视为创作《南国梦》的史料准备,而不是《南国梦》剧本“失落”之后才写的。如与《南国梦》对照阅读,揣摩作者是如何搜集和处理历史剧素材的,当更增兴味。

二黄创作《南国梦》时才二十四五岁,都已是才华横溢、文采斐然。黄宗江后来从表演到创作,一直活跃在话剧界,成为戏剧大家,而黄裳初试锋芒后却不再涉足话剧创作,尽管他后来也写过许多精彩的京剧剧评。因此,两位文友年轻时这次成功的合作极为难得。而今《南国梦》重现人间,深感遗憾的是,无论黄宗江先生还是黄裳先生,都未能亲见《南国梦》“失而复得”,否则,他们一定能回忆提供关于《南国梦》更多的有趣的细节。

在黄宗江先生逝世三周年,黄裳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海豚书馆重印他们合作的话剧《南国梦》剧本,应该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纪念。

《东方早报》 日期:2013年5月5日 版次:B12 作者: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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